第二章 许乃济（1837-1839） 道光十七年（1837年）冬，《坎特伯雷公约》与《廊坊公约》的原本陆续送抵京师。 一名俄国土木工程师被悄然允许留在北京。他没有被授予任何品秩，而是被隐秘地安置在理藩院下属的俄罗斯文馆旧址内。 在那里，他正在协助军机处的值班章京修订世界地图，并运用近代测绘技术绘制以京畿为圆心的详尽地形与水文图。 虽然清廷竭力掩盖这名俄国人的行踪，但外夷长驻京师并测绘山川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在朝野造成了极大的骚动。 在被此前连番贬谪与高压政策压抑的朝局之下，言官系统终于再次爆发反抗。 其中曾因极力主张严惩洋商而名声大噪的兵科给事中许球接连上奏，言辞激烈，甚至身着素服在乾清门外长跪不起，试图以此阻拦皇帝的政令。 在明清文官的政治传统中，这种过分戏剧化的举动被称为“死谏”。文官集团往往将这种行为视为人臣的最高道德荣誉。 明代朱棣（永乐帝）时期的方孝孺便是此类精神的图腾——其为了捍卫儒家正统，即使面对夷灭十族的酷刑也绝不屈服。 不久后，通过军机处下达的谕旨中仅以轻蔑的口吻批其“狂悖妄言，实图沽名钓誉”，并下令将其“著即革职，发往岭南”。

而原本已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太常寺卿许乃济，再次被推向了政治斗争的最前线。 早在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1836年6月11日），许乃济便曾呈上了那份著名的《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他在奏疏中提出了一套极其大胆的“弛禁”理论：主张恢复旧制，准许外商将鸦片作为“药材”照章纳税。为了应对当时最为急迫的流银危机，他坚持“以货易货”，严禁动用现银购买，以此从源头上堵塞白银外流。 在管理手段上，许乃济提出了一种充满实用主义色彩的阶层隔离法：对国家根基所在的文武员弁、士子及兵丁实行严禁；而对于民间贩卖与百姓吸食，则主张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建议放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的禁令，试图以“土药”消解“洋药”的利权。 这一主张遭到了鸿胪寺卿黄爵滋、江苏巡抚林则徐以及给事中许球等人的猛烈抨击，被斥为“坏国法而乱民心”。 然而随着《坎特伯雷公约》的落地，许乃济的主张显然得到了道光帝的默许与支持。

道光十七年（1837年），太常寺卿许乃济在朝野的唾骂声中迎来了自己的六十岁生辰。 这位嘉庆十四年的进士出身于江浙顶级的科举名门。他的父亲许学范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壬辰科进士，膝下七子皆科举入仕，被世人奉为“许氏七子登科”的百年佳话。 然而在这层耀眼的家族光环之下，是沉重的清名与如履薄冰的官场压力。 许乃济的前半生可谓循规蹈矩。在此前担任太常寺少卿的漫长岁月中，他的日常被彻底锁死在繁琐而神圣的皇家礼仪里： 每日寅时入署，核对太庙的祭器，考订南郊祭天的祝版，巡视赞礼郎的雅乐演练。他的世界本该充斥着钟磬之音与纯正的檀香。

在那些璀璨的皇家礼法之外，许乃济亲眼目睹了帝国一步步的腐烂。 从京师的王公贝勒，到沿海的胥吏，再到街头的差役，没有一人不为吸烟而陶醉。这深深刺痛了许乃济作为传统士大夫的道德感。 这种救国的焦虑，促使他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做出了他人生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举动——呈上那道改变了帝国航向的《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当时之所以一直没有官员敢公开提倡此法，因为在理学清流的眼中这无异于一种卖国行为。 更何况道光皇帝的心思向来幽深难测，在1836年更是“上意突变”。 尤其考虑到仅仅在四年前的道光十二年（1832年），道光帝曾因为八排瑶民起事镇压不力而勃然大怒。事后查明，军中兵丁竟多染鸦片，甚至连步履都“难以维系，遑论阵战”。 那场由鸦片引发的震怒阴影依然浓重地笼罩在朝堂之上。 然而四年过去，风气似乎迅速逆转。皇帝不仅派遣亲王出海和西夷签订协约兴修所谓夷药园，而且对于扩建广州通商也变得颇有兴趣。

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不仅令许乃济本人陷入了政治漩涡，而且彻底激怒了朝堂上主张严禁的文官集团。 刚刚升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奏折里重申“数十百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更直斥许乃济的弛禁之法是： “名为裕国，实则病民。纵夷毒以戕生，隳法纪而长奸，此乃贻害无穷之谬政。” 礼部侍郎朱嶟的言辞更为激烈，暗示许乃济才是导致皇帝近期心性大变、行为异常的原因，甚至主张许乃济要为皇帝近期的健康问题负责。 紧接着包括御史袁玉麟在内的一批严禁派官员联署上奏道光帝，指出继续这样将加剧纹银外流，并且直言： “纹银出洋，诚为可虑……然鸦片弛禁，听任流毒，是撤天朝之藩篱，而饲海外之虎狼也。” 鸿胪寺卿黄爵滋继续他夸大其实和牵强附会的本领，指控许乃济借“弛禁”之名，实则是引狼入室的奸臣。 在他的奏折中，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钦差督办吉林火炮局大臣特依顺保再次被拎出来，作为共谋一并在列被比作何进董卓式的祸乱： “昔何进引董贼而汉室倾颓，今三贼勾连，引罗刹夷而窃居辇毂……”

面对这排山倒海的恶毒指控，许乃济孤僻且清高的士大夫性格反而加剧了事态的恶化。他不屑于与清流进行道德自辩，任由同僚将其唾骂为千古罪人。 当时身在北京西洋文馆的英国翻译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老马礼逊之子）对许乃济表示同情，但在1837年末的一篇私人日记中他也指出： “这位掌管礼仪的官员向他的皇帝所提出的建议，在我看来其初衷绝非出于对同胞的悲悯，而是一种极其纯粹的马基雅维利式残忍。” 好在此时来自吉林火炮局的消息略微分散了针对许乃济本人的攻击。特依顺保在奏折中汇报： “臣体察时局……关外正可从容措置。今火炮局已初具规模，所铸之器皆按古法，不敢稍违祖制。” 这一消息显然令道光皇帝对于调整夷务与鸦片政策的态度变得更为坚定。 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道光帝突然下旨，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探查夷务及查办鸦片吸食情况。 在朝野清流普遍看来，将这位最坚定的严禁派领袖调离长江中游的腹地，扔到洋人盘踞的广州，无异于一种变相的流放与罢黜。

然而林则徐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在南下赴任的途中，他写下了那首名垂千古的诗句以明心迹：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另一方面，时任广东巡抚的祁贡上奏： “英夷兵船鳞集……臣恐其得陇望蜀，借端生事，意在犯我虎门。” 而道光的反应颇为令人意外： “著即遣西洋文馆通事马儒翰火速南下，翻译疏通。该督抚务当小心准备，严密防范。” 堂堂天朝上国，竟然要对一个“蕞尔小国”的兵船“小心准备”，这种辞令不仅让两广总督邓廷桢感到无所适从，而且就连时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的义律（Charles Elliot）也在发给伦敦的外交备忘录中惊诧地写道：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现在所面对的这位中国皇帝与律劳卑（William J. Napier）勋爵在1834年所面对的是同一个人！” 仅仅在四年前，两广总督卢坤与首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之间爆发的那场剧烈冲突依然让大英帝国的远东官员们记忆犹新。 当时律劳卑勋爵因傲慢地拒绝遵守清廷传统的外交通商惯例，与两广总督爆发激烈冲突，甚至下令英舰强闯虎门引发了近代中英首次炮战。最终，孤立无援且染上疟疾的律劳卑被迫退回澳门并于不久后屈辱病逝。

英军再度于北部湾集结的消息传回，激起了清朝官僚系统内部一种混合着愤懑与敌意的强烈反弹。仿佛之前道光皇帝大开夷务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愤怒终于找到了发泄口。 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奏折中说： “（英国）既获夷药之利，复窥南土，野心昭然，臣恨不即刻驱之。” 对于皇帝要求“小心准备”的御令，巡抚祁贡则感到莫名其妙： “夷情狡谲，固当防范，然圣意微臣未敢臆断，唯临深履薄，不遑宁处。” 唯有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表现出了异样的积极，作为海防一线的将领，关天培深知绿营水师内部的腐朽——军官经商、水兵走私、器械荒废。 他上疏称赞这是“圣上明察”，并以此为借口向朝廷索要专项军费，意图肃清内部腐败、重整武备。

京城里的大员们对此则意见不一。鸿胪寺卿黄爵滋认为“大南乃我朝世服之藩臣”，面对“海夷横加欺凌”，如果坐视不救“则四夷将谁复向化？” 以直隶总督琦善为首的务实派则坚决反对出兵，认为 “岂可复兴天兵，劳师动众于不毛之地。” 道光对这场激烈争斗不置可否，将折子批转给军机大臣王鼎“酌核妥议，奏明办理”。 因为让皇帝真正迫切感兴趣的是刚刚从英国返回的五弟惠亲王与户部郎中孙延霨。 他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内召见二人。据说当时圣上“神色震动，垂询不绝”甚至显得“迫不及待”，失去了作为人主的威仪。 惠亲王绵愉也对道光当日的状态感到惊讶，他私下的札记中写道： “及见臣等陈述重洋见闻……从未见其（道光）神明失守至此。” 从这种强烈反应来看，谈话内容必然和他们一路上的航行见闻有关。 这场持续了数个时辰的谈话最终换来了提督关天培热切期盼的海军肃正和改革。 谈话结束不到三日，道光帝责令广东整顿海防，专设经费“广购巨木，扩建水师，仿造夷船”。

1838年3月25日。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通过翻译马儒翰向两广总督邓廷桢递交了一份他自认为得体的外交照会。 从这份照会的措辞来看，曾在京城西洋文馆浸淫两年的马儒翰必然大费周章： “禀：英吉利水师总兵官义律伏乞，为越南国弁兵强扣商船、戕害管带事，仰祈制军大人代奏……鄙国商船依《公约》之例……遭越南水军无端查扣，水手尽戮。今敝国兵船集结，实为惩凶护商，伸张公理。伏乞大皇帝恩准，体恤外藩，勿加干涉，以维两国通商之谊。” 在义律看来，阮朝（越南）水军私自扣留一艘在印度注册、受中英《坎特伯雷公约》保护的贸易船只并杀害船长，英军出兵报复简直是天经地义。 他甚至天真地认为，英国此举是在替大清共同维护条约的尊严，对中英关系大有裨益。 然而义律和马儒翰都严重低估了大清官僚系统对宗藩名分的敏感度。 这份原本旨在消除误会的照会恰恰成为了主战派最致命的把柄，因为它白纸黑字地坐实了邓廷桢的怀疑——英军果然要入侵大清的藩属。 他在奏折中说：“（英国）阳托惩凶护商之名，阴图吞噬藩属之实。天朝体统，断难容忍！” 照会传至京师，立刻在朝堂上引发了海啸。内阁学士祁雋藻在奏折中甚至无不夸张地渲染了越南的忠诚： “越南恭顺臣服，岁贡不绝……若任其凭陵属国，是以中华之肉，餍豺狼之腹也。” 然而实际上阮朝不仅在1806年称帝，公然违背了嘉庆所封的越南国王封号，而且更是自号大南，与大清并列。 在这群情激愤的当口，太常寺卿许乃济的主和论调再次为朝堂的争辩火上浇油。 清流言官将此作为依据，把战和问题再度上升到了卖国求荣的高度，并且全盘否定主和派的道德。御史袁玉麟在廷议时破口大骂许乃济是： “身为九卿，甘为夷狄作伥，实乃祸乱朝纲之巨奸！” 几个中央官员，如礼部侍郎朱嶟与兵部侍郎王应绶，甚至直接以辞职为要挟弹劾许乃济，在联署奏章中表示： “臣等誓不与此奸同立于朝！若皇上必用乃济，臣等请乞骸骨归田。” 面对这排山倒海的恶毒指控，许乃济本人的议论被彻底淹没在了同僚的攻讦之中。 他的奏折上说： “今漏卮初停，帑藏稍充，正当整饬吏治，分立洋药之规。若为荒服藩属轻启边衅，糜饷劳师，实属南辕北辙。” 此外他还反复重申“鸦片禁令愈严、流弊愈大”，指出正是腐败的吏治与暴利的诱惑，才导致了走私猖獗的局面。 后世史学界对许乃济这一观点的评价普遍极高。 现代史学家认为，假如1836年的道光帝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严禁派做法，用激进的手段强行销烟，必然会提前引爆与英国的直接冲突。 在军备与国库均萎靡不振，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与英国开战不仅会导致鸦片问题更加严峻，还很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促使西方列强对大清展开连番侵略。 然而在重重政治压力下，道光帝为了平息文官集团的怒火，不得不将许乃济作为推行新政的政治替罪羊。 道光十八年（1838年）底，皇帝下旨将许乃济连降数级，降为六品顶戴，接着罢其官职，勒令休致（强迫退休回乡）。 其师礼部尚书贵庆成为唯一一个替他鸣不平的人。 贵庆在1838年和1839年两度冒死奏请道光帝“酌复许乃济一事”，恳求朝廷重新起用这位懂经济实务的老臣，但皆被皇帝留中不报。 许乃济本人在举国的唾骂声中黯然离开京师。 道光十九年（1839年），这位背负着骂名的老人在愤懑与孤独中病殁于杭州老家。 他被现代史学家誉为“道光维新的底色铺陈者与蓝图者”，却在1839年那个无人理解的寂寞中孤独死亡。 然而他所身殉的这场改革，其造成的影响还将继续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发生连锁效应。 而针对许乃济本人的争论——究竟是卖国求荣的汉奸，还是忍辱负重的孤臣——也将在此后的百年历史中成为一个永无定论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