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道光的剧变（1836-1837） 公元1836年1月1日，道光十六年。这天正值西方的元旦（New Year’s Day）。 根据历史记载，这一天并没有发生特别巨大的，改变世界格局的单一事件。 新大陆的北美，边境冲突正在升级。6019名墨西哥士兵从圣路易斯波托西州陆路进入德克萨斯。盎格鲁裔美国人与墨西哥政府的冲突正在升级。与此同时 著名的大卫·克洛科特 (Davy Crockett) 此时也正在前往德克萨斯的途中，他将于1月5日抵达纳科多奇斯，加入悲壮的阿拉莫之战 (Battle of the Alamo)。 旧大陆的英国则处于一种承前启后的平静之中。在伦敦的肯辛顿宫，被称为“肯辛顿的维多利亚公主”的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此时16岁零7个月。英国正处于辉格党 (Whig) 首相墨尔本勋爵 (Lord Melbourne) 执政时期，在不久的将来，这位首相将成为年轻维多利亚步入政坛的重要引导者。 隔海相望的法国此时充满动荡，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 (Louis-Philippe Ier) 依然生活在刺杀的阴影下。由于去年七月震惊世界的“菲耶斯基炸弹刺杀案”，1836年的新年庆典在极其严密的安保下举行。这种防范甚至延续到了当年晚些时候凯旋门的落成仪式，国王因为害怕在公开场合露面而大幅削减了活动规模。 大文豪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在1月1日刚创办的《巴黎纪事》 (La Chronique de Paris)杂志上无不讥讽地写道：“亲爱的天使，如果你以为统治我们的是国王路易-菲利普，那你就错了，他自己也没这种幻觉。他跟我们一样清楚，在《宪章》之上，坐着神圣、可敬、稳固、受人爱戴、美丽、高贵、永葆青春、全能的——法郎！” 资本与贸易的力量同样在悄然重塑德意志。法兰克福自由市的市长约翰·费利克斯·阿尔比尼 (Johann Felix Albini)正在去往罗默（Römer）市政厅的路上准备签署条约，加入由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正式告别了维持数世纪的独立关税主权。 正当德意志邦国缓慢联合起来之时，西班牙却深陷克里斯蒂娜派与卡洛斯派的内战分裂之中，仅在几天后的1月4日，巴塞罗那就发生了针对卡洛斯派囚犯的大屠杀，这种紧张气氛笼罩了整个新年伊始。 欧洲大陆的另一端，对于俄国人来说，公历的1月1日还是儒略历1835年的12月20日。此时俄国正处于沙皇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严厉的专制统治下。但在这片凛冽的沉闷下，文学和变革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这年稍晚，果戈里将首演名剧《钦差大臣》，普希金也将创办文学杂志《现代人》，拉开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序幕。 与大清仅一海之隔的日本，维新志士坂本龙马也将于几日后（1月3日）出生。虽然他在31岁时便遇刺身亡，但他对日本从幕府封建制转向现代化国家（明治维新）起到了无可替代的蓝图设计者作用。

1836年1月1日，53岁的道光皇帝（清宣宗旻宁）正处于他统治的十五年零十一个月。这一天是戊戌日，他并没有意识到西方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作为一名以“勤政、节俭”著称的皇帝，他每天凌晨四、五点左右就会起床，首先前往养心殿处理奏折。由于1836年初北京正值深冬，皇帝首先要坐在炭火并不算旺盛的暖阁里批阅关于各地冬赈和钱粮的奏报。 根据《清实录》的记录，紫禁城迎来了久违的落雪。这对于皇帝而言是一个值得宽慰的吉兆。因为就在两天前（十一月十一日），他才亲自前往大高殿设坛祈雪，以期来年能有一个好收成。如今瑞雪降临京师，他立刻派遣自己的弟弟、惇亲王绵恺前往大高殿行礼报谢。 这一天恰逢大清圣祖康熙帝的忌辰。在漫天的飞雪中，道光帝先是派遣官员前往东陵的景陵（康熙陵寝）代为祭扫，随后自己穿戴整齐，顶风冒雪前往景山寿皇殿，在列祖列宗的画像前虔诚行礼，随后又转赴关帝庙拈香祈福。祖宗的基业与天朝的重担，在这一天以繁复的礼仪形式压在他的肩上。 仅仅五天前（十一月初八），他年仅十一岁的三公主夭折了。这位被他评价为“资质敏慧，性情和顺”的女孩，被破格追封为端顺固伦公主（清制通常皇后之女方能封固伦公主）。在这岁暮天寒的冬日，53岁的老皇帝亲自来到了女儿的殡所 “酹酒赐奠”，也就是亲手为早夭的女儿洒下一杯水酒，完成道别。 处理完个人的悲痛，帝国的政务机器依然在刻板地运转。皇帝作为这个机器最必不可少的齿轮，他在这一天发布的上谕，既不能关乎个人情绪，也不能流露出丝毫的偏见，作为全知全能的圣人，他必须亲自敲定为已故孝慎皇后敬写神牌的具体日期和官员名单，并按部就班地提拔了已故大学士托津的孙子庆端。 紫禁城的风雪在入夜后渐息。养心殿内，地龙散发着沉闷的暖意。五十三岁的道光皇帝带着白日的疲惫与丧女的余哀在安神汤的药效下沉沉睡去。 然而这位皇帝在梦中看到的景象却让他更难安睡。

在现代清史研究中，道光十五年末至十六年初（公元1836年1月前后）被视为一个充满政治谜团的时期。史料档案中并未记载任何直接导致帝国中枢发生震荡的外部突发事件，但多方侧面记录均表明，清宣宗（道光帝）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急性心理创伤。 据内务府及太医院的秘档交叉印证，自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836年1月1日）后，皇帝开始频繁“夜不成寐”、“梦魇惊啼”。太医院记道光帝“夜半惊悸，汗出如渖。神思恍惚，频语海疆生变、宗庙倾覆。臣等拟安神定志之剂，罔见寸效。” 在军机处和上书房的日常视朝中，廷臣们也发现异样。军机大臣穆彰阿私札在家书中说“上（道光帝）近日天颜震怒无常，性情大异。” 大学士阮元写道：“近日圣意焦躁，辄废经筵常谈。” 御史冯赞勋则直言道光“上若失心”，仿佛得了失心疯。 几日后，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焦躁与失控感已经荡然无存。皇帝重新恢复正常，仿佛前些日子的疯狂只是一场春寒带来的高热。御医和太监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心照不宣地为皇帝的痊愈揽功。 太医院认为皇帝是“遇痰火”，而内务府的总管太监声称是自己在养心殿东暖阁多点了几支安息香，又悄悄请西苑的喇嘛念了辟邪的经文，才驱散了魇住万岁爷的妖怪。

二月初九，兵部武库司主事（正六品）特依顺保突然接到了太监的口谕，命他即刻前往养心殿西暖阁见驾。 对于一个六品主事来说，单独面圣是极其罕见的破格待遇。虽然他此时已经六十八岁，按照虚岁计算已经69岁高龄。这位被赐号安成额巴图鲁的将领经历了白莲教叛乱以及乾隆到道光三位皇帝的统治，如今被小自己十岁的皇帝召见，内心仍难抑惶恐与激动。 当天道光帝的状况并没有太医院和内务府所说的那样乐观。特依顺保在书信中记载道：“皇上拊髀太息，天颜清癯”。他没有具体写道光帝跟他的对话内容，据军机处值班章京的记录，当天的谈话匆匆结束，气氛沉闷，显然并不顺畅。 然而召见数日后，特依顺保便呈上了《请于吉林设局试铸利器折》。皇帝的反应也十分积极，御批：“甚合朕意”。 不久朝廷明发谕旨，将特依顺保记名，破格拔擢为兵部武库司郎中（正五品），钦差前往吉林，协助当地将军督办设局铸炮事宜。 同样的政治戏码，不久后在户部再次上演。 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从五品）孙延霨在一次例行的引见中被道光帝单独留在了殿内问话，问话内容同样不为人知。不久后孙延霨上奏《统筹广州夷务通商折》，并同样迅速获得了批准与南下的差事。

这些接连越级提拔中下层官僚的举动让朝廷大员们感到手足无措。面对这种反常的政治风向，帝国的高层们在私下的家信与密札中流露出了深深的疑虑。 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写给门生的信中感到困惑：“近来圣意难测，频召部曹小臣独对。”而体仁阁大学士潘世恩则把问题从皇帝身上放大到权力中枢的斗争里：“朝政近来颇异寻常……实不知中枢意欲何为。”远在保定的直隶总督琦善也向幕僚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朝局之变，只在朝夕。” 四朝元老，兵部左侍郎祁隽藻则向他的妻子曹氏抱怨：“我等枢臣竟同虚设。”

道光十六年（1836年）仲夏，六月初七。一道严厉的廷寄从军机处发往沿海各省。在这道上谕中，皇帝出人意料地将怒火倾泻在了沿海的底层胥吏和翻译（时称“通事”）身上。 在皇帝的口吻中，这些底层通事成为了阻碍天朝与外藩沟通的罪魁祸首。他痛斥这些胥吏“类多市井无赖……辄敢两头欺瞒，从中渔利”导致“远人向化之诚不能上达，朝廷柔远之恩反遭壅蔽”。 这套说辞在政治逻辑上继承了清朝皇帝的作风，他们往往喜欢从极其细枝末节的事情中反映出更宏观且深不可测的局面。 紧接着，皇帝抛出了这道廷寄的实际意图。

其一是下令起用蛰伏在澳门及内地（如两广、江浙一带）的西洋传教士进京。 其二是扩建内阁俄罗斯文馆（注：该机构设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原隶属于内阁与理藩院，专司培养对俄交涉与翻译人才）。 在原有的俄文教学基础上，另辟“西洋文馆”，直接从内务府包衣子弟，也就是皇帝的私人奴仆中拣选聪慧幼童，专习英吉利、法兰西等“海夷之语”。 这两道命令对许多官员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

清廷自雍正朝以后对传教士多采取驱逐或严加限制的政策，召大批传教士进京更是本朝先例。 在当时的官僚系统眼中，道光皇帝的这道上谕简直是一场不可理喻，莫名其妙的癫狂。绝大多数的中央朝臣与地方督抚都对此感到极度震惊与反感。 一时间，都察院的折子如雪片般飞入内阁。清流御史们不敢直接指责皇帝，只能将矛头指向皇帝身边所谓的近习小人，认为必然是有奸臣“潜通外夷，造作妖言以荧惑圣听” 。 给事中陈庆镛的奏折里无不情绪化地写道：“堂堂天朝，岂可令宫禁子弟效鴂舌之音？” 正担任江苏巡抚、以经世致用著称的林则徐听闻后也在书信中说：“天朝威重，本该责令诸夷习我正音，今反使内廷子弟染其异俗，窃恐流弊无穷，徒滋外夷骄纵之气。此举实出情理之外。” 道光帝最为倚重的大臣穆彰阿甚至在理藩院的同僚面前大发牢骚，认为皇帝此举打破了自康熙以来对海夷的羁縻惯例。

道光十六年（1836年）七月，随着西洋传教士陆续被秘密接入京师，都察院与翰林院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左都御史领衔，联合数十名言官上了一道极其惨烈的弹章。他们不敢指责道光，而是将火力全开，集中猛轰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与户部郎中孙延霨。 当皇帝推行一项违背传统道德的激进改革时，文官集团（尤其是自诩为道德卫道士的清流言官）绝不会也不敢直接将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 因为在他们的叙事中，皇帝永远是圣明的，如果皇帝犯错，那必然是被“奸臣”蒙蔽。这种清君侧的逻辑，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代万历怠政中屡见不鲜。 在这个情境下，靶子非常明确：其一是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因为他负责包衣子弟的选拔和宫廷内部运作。 其二是新近骤然升迁的户部郎中孙延霨等人。他们被指控为“逢迎媚上、以夷变夏”的奸佞。

面对这种反扑，道光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了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及几位言辞最激烈的御史。 据说皇帝一反常态，表现得格外阴沉与严肃，以至于“诸臣战栗，俯伏不敢应”。 在这场令人窒息的召见后，政治清洗迅速降临。 主导弹劾、言辞最为激动的给事中陈庆镛被褫夺清要之职，直接贬谪发送湖南，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对于其他参与上疏的清流御史，皇帝则施以罚俸半年的处分。这种典型的“杀鸡儆猴”之术，瞬间冻结了朝堂上的反对声浪。 这场风波让百官被深深震慑。官僚系统终于痛苦地意识到，皇帝推行新政并非受人蒙蔽，而是出自其极其坚决甚至偏执的个人意志。 体仁阁大学士潘世恩在给江南亲友的家信中惊惧地评论道： “陈批鳞骤谴，朝野噤若寒蝉。上意已决，虽千万人阻之，恐亦不可挽矣。” 穆彰阿记录道：“上意已决……陈给事仅因一言即遭谪戍，朝堂风气骤变。” 伴随着高压的政治清洗，紫禁城内外流言四起。有敏锐者揣测内廷正准备与西夷暗中谈判； 更有甚者，在市井与低级京官中暗传皇帝是被传教士的妖术所惑，甚至是“被附身下降头”，才会有此等数典忘祖之举。 这类流言立刻遭到了最为残酷的封杀。 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亲自下令，责成番役暗探严查京师，并放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风声： “凡内外臣工及旗民人等，胆敢私议传教士、妄言妖祟附体者，即刻锁拿，拔去舌头充军。”

紧接着，在流言与恐惧的漩涡中，道光十六年（1836年）八月，皇帝终于正式下达了派遣钦差出使西洋的明旨。 这次出使被包装成为了“挽救民生，代天巡狩，体察水土”并且“穷究漏银之源”的钦差任务，其行文口吻仿佛英吉利与俄罗斯是等待天朝使臣前去查勘的海外藩属。 年仅二十二岁的皇帝五弟、惠亲王绵愉被点为正使，新贵户部郎中孙延霨作为随员，那些前期秘密进京的西洋传教士则换上大清官服，充任翻译与向导。 遣宗室亲王出洋的谕旨仍在朝堂上引发了极大的心理震撼，但有陈庆镛的前车之鉴，满朝文武皆垂首默然，无一人敢再上疏阻拦。

钦差使团历经大半年的航行，于1837年初抵达英国。 事实上，惠亲王绵愉在临行前已得到了道光帝极其详尽的密令： 清廷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岭南特定的偏僻荒地（如雷州半岛部分区域）修建合法的鸦片种植园（对外统称“夷药园”）。 作为交换条件，东印度公司必须以现银向清廷缴纳高额的特许经营税和地租； 同时，英国本土必须对大清的茶叶、瓷器和水果开放，授予免关税的贸易特权。 自幼接受正统理学教育的惠亲王感到极度痛苦与不可理喻。他在出使日记中充满怨气地写道： “……远赴荒壤，纵夷圈地，用我天朝茶瓷，易彼鸩毒之物……荒谬至极，实不知何人之蛊惑……真乃我天朝之奇耻。”

与此同时俄国特使应清廷之邀南下。 尽管这一切皆出于道光的明确授意，但为了维持“不许夷人惊扰京师”的底线，清廷仍然强硬拒绝了俄使入京的请求。 最终，时任直隶总督琦善作为大清钦差，在京畿外围的廊坊与俄国特使搭建了谈判营帐。 谈判结果是道光皇帝意志的直接体现： 俄国在书面上保障清朝的独立与领土完整，而清朝则向俄国商人开放了内陆的贸易权，并特许俄国进口清朝的烟草、丝绸和茶叶。 至此，道光帝在1836年初突发的精神失常后强行推动的外交大局基本落定。 随后皇帝连发诏书，向全天下宣告这两场外交的空前大捷。 道光帝以极其傲慢的胜利者口吻宣布：“俄罗斯国主深沐天恩，遣使叩关乞市。情词恳切，誓不侵犯北疆，世修臣职。” 另一道明旨则宣布那个一直困扰清朝的鸦片与白银外流问题已得到完美解决。乃是“化暗为明，以夷人之毒，榨夷人之银”。 大清不仅没有丝毫损失，反而岁增白银千万。